历经 8年后，绝大多数行政再审案件将无缘最高人民法院

我们个人觉得，该草案如果通过，意味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订后到现在历经8年，以后绝大多数行政再审案件将无缘最高人民法院。

先看草案内容

草案核心内容均为关于管辖的规定。

一是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管辖部分由县、区级人民政府作为被告的案件，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案件；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、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或者程序性驳回复议申请的案件；土地山林等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行政裁决案件。

二是规定了只有两种情形，当事人不服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，才能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。第一种情形是“当事人对原判决、裁定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诉讼程序等无异议，认为适用法律、法规有错误的”，第二种情形是“原判决、裁定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”。

除上述两种情形外，由高级人民法院、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，均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。

为何绝大多数行政再审案案件将无缘最高人民法院

其实早在2021年9月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《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》中，已经具备了草案中的内容。而正是从2021年9月开始，笔者团队所代理的几十件行政相对人案件中，没有一件具备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条件。

主要原因在于：

第一种情形中，当事人对事实和诉讼程序等无异议，仅认为适用法律、法规有错误的，这种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。如果事实、证据都能够查清、认定，基本上案件结果已经没有争议了。比如行政赔偿案件，核心争议焦点在于赔偿多少、赔偿哪些项目，这些就属于事实问题。

第二种情形，判决、裁定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。关于审委会讨论案件案件数量，“自党十八大以来，全国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”（援引自中新网2018年10月26日电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姜启波回应法院组织法修订）。原因在于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强化了办案法官的办案责任制。

其次，审委会讨论案件的启动程序复杂。2018年《法院组织法》修订后，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启动程序进一步严格，需要由审判长提出申请，由院长批准。2021年发布的《关于完善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》中，进一步明确了，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“四类案件”，没有形成多数意见，独任庭、合议庭复议后的意见与专业法官会议多数意见不一致，或者独任庭、合议庭对法律适用问题难以作出决定的，应当层报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。对于“四类案件”以外的其他案件，专业法官会议没有形成多数意见，或者独任庭、合议庭复议后的意见仍然与专业法官会议多数意见不一致的，才可以层报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。

最后再来看一组数据，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研究基地（中国政法大学）发布的《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十年成就述评》中指出，“改革后，全国法院98%以上案件的裁判文书由独任庭、合议庭直接作出裁判，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数量大幅下降”。由此可见一斑。

因此，我们只能粗略的得出结论，2015年《行政诉讼法》修订后，大量行政再审进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 ，而8年后迎来了她的再次修订，却是绝大多数行政再审案件将无缘最高人民法院。

影响

客观上说，最高法自2015年《行政诉讼法》修订以来，办理的行政再审案件数量激增，，也的确存在不堪重负的情况。而本次修订将大量减少最高法院审理再审案件的数量，

但于此同时，高级人民法院将接收大量由其自己终审的案件，也将导致省高院行政再审案件数量暴增。笔者在试点改革后多次至省高院申请再审，每次都可以见到再审窗口排着长队。

最重要的是，让高级法院再审自己终审的案件，无论是从程序上，还是从化解行政矛盾角度看，让行政相对人能够真正接受判决结果，效果是欠妥的。笔者团队代理的行政再审案件中，很多当事人拿到判决书后，首先就问能不能向最高法申请再审。当我们告知其不符合“两类情形”时，很多当事人表现的是不理解，如果高院再审仍然维持，不少人心中会产生高院“既当裁判员、又当运动员”的感觉，即便再审判决结果客观真实，这种感觉仍然很难消退，行政矛盾是仍然存在的。